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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大规模“扩大博士生招生”不是一个好建议 作者: 范 军 来源:出版六家 在前不久召开的“两会”上,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改革完善
  • 原创大规模扩大博士生招生不是秦桧夫妇跪像一个好建议

    发布时间:2019-08-10   分类:秦桧夫妇跪像

    原标题:大规模“扩大博士生招生”不是一个好建议

    作者: 范 军 来源:出版六家

    在前不久召开的“两会”上,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今年大规模扩招100万人。这样一项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重要举措,既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素养、促进就业,也将有助于解决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短缺的问题,目的在于以高素质人才助推高质量发展。此举利国利民,值得点赞!当然,一口气扩招上百万,具体实施过程中也会有不少困难和问题,那也是需要高度重视的。

    与此同时,我们还注意到有人大代表提出“扩大博士生招生、培养规模”的建议,据说这个身为南方某重点大学领导的代表已经在去年的“两会”上提出过类似建议,并有点成效。他似乎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为此大声鼓与呼。该代表认为,我国博士生培养规模偏小与高水平创新人才迫切需求之间的矛盾突显。他还现身说法,说自己所在那所名校“有2266名教授具备博士生导师资格,但博士生每年招生规模只有1700人。在保证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博士生指标后,一般都是2—3名教授去竞争1个博士生招收名额,一批优秀教授不是每年都能招收博士生”。笔者以为,倘若作为一个大学校长只是代表自己学校,以这个理由去找教育部多要些博士生招生指标的话还情有可原,而以堂堂人大代表身份“代表人民”、代表科教界庄重发声、提交议案时千万要充分调研、仔细研判、科学论证,以便经得起检验。我很赞赏连任多届的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教授参会做提案的三句话,即“百姓的情怀,专家的视角,建设的态度”。其实最近这些年国家的博士生招生指标本来就是在逐年增加的,且已呈加速度状秦桧夫妇跪像,只是幅度不算太大秦桧夫妇跪像,或达不到某些人所期望的那样大;而那位代表显然是嫌博士生扩招的“马儿还跑得不快”秦桧夫妇跪像,希望在这方面也来个“大干快上”。

    周洪宇教授

    就我所知,关于博士生招生和培养早就是“两会”的热门话题,也是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注的焦点。2008年6月,原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王益被“双规”,他的西南财经大学博士学历学位受到质疑。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撰文《请查一下王益的博士学历来历》,质问道:“本科和硕士都是历史学专业的王益,如何能在繁忙的工作中,用约两年时间完成经济学博士课程,写成博士论文,发表若干篇学术论文,并通过答辩?”无独有偶,有专家从某落马省级高官博士学位谈起,追根溯源,提出更具穿透力的质疑:这个只有函授本科毕业生学历背景的官员,居然在3年内同时上2个在职研究生班,几乎同时取得哲学硕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而后又用2年时间在职“攻下”博士学位,还有外语统考、论文发表等。这是人,还是神?抑或是“神人”?

    葛剑雄教授

    2009年,时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北方某著名高校校长就更概括性地指出:“中国最大博士群在官场”;“学术权力市场化,各式各样的博士学位开始泛滥”;应该“还学术权力以学校”。面对“官员博士化”现象,曾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清华大学蔡继明教授不无忧虑地说:“许多在校生十年寒窗才能拿到博士学位,但是一些党政干部凭借手中的权力,根本课也不上,稀里糊涂就混到了文凭,这很不公平。”

    蔡继明教授

    一早上网看新闻,今天(3月22日)几大网站首页都有这样一条:《“火书记”和女副市长姜保红,又一起被提起公诉》,甘肃武威的市委书记火荣贵与副市长姜保红曾同时落马,现在又同时被起诉。这个1974年出生的姜保红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从事行政工作,没有干过与教学科研相关的任何事情,却早已是“在职研究生学历”,具有法学博士学位。而查一下火荣贵,这个1979级师专中文专业毕业的专科生,后来也在任省政府办公厅处长的时候读了西北某名校在职研究生,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仔细盘点一下落马显赫高官、还有些不高不低但前景看好的官员,若做一下学历学位的统计学分析,一定是很有意思的。2016年6月,有位记者专门盘点了十八大以来落马的上百位省部级高官中的30人学历学位及职称情况,其中季建业、金道铭、沈培平、毛小平、陈铁新、武长顺、王永春、杨鲁豫等8人都有名校博士学历学位,涉及的学科有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地质学、理学、工学等。记者强调这个统计不完全,可能还有遗漏,并总结这些人的特点是“边工作,边学习”,有的甚至连基础学历都没有,最后顺利成了博士(不少还是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职称)。另一个特点是“专业跨度大”,从文科到理科,从文科到工科,从工科到理科,从理工到文科,不一而足。这样的博士生怪象已经使得我国的学位含金量不断下降,很多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学历和学位。这已成为众多中国学子的心头之痛。数学家丘成桐教授更是把这类权学交易、钱学交易的学术腐败视为“国家的耻辱”。

    《“火书记”和女副市长姜保红,又一起被提起公诉》

    凡事不可绝对化。一些有行政才干和政治抱负的博士毕业生“学而优则仕”,毕业后选择从政并取得不俗成就的也多有人在,学者型官员中不乏佼佼者。也有虽然担负着较重要党政管理职责者“仕而优再学”,业余时间偏爱钻研理论和学术研究,富有创新思维,且精力与悟性过人,又勤奋超常,在职攻读学位写出优秀学位论文,在学术领域作出特出贡献的,也还是有的。美国老一辈著名政治家基辛格博士算一个国外的典型吧。至于国内像上海王元化先生那样的高官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潜心学术、教书育人,成为一代大师,引领学术发展,更加令人敬佩。但官学兼优、相互促进者毕竟少之又少;从总体看,大量既无专业研究基础、也无学术兴趣的官员读博拿学位毕竟不是正常现象,不宜提倡和鼓励。

    王元化先生

    针对博士招生和培养中的种种乱象,中央主流媒体《半月谈》曾发文《“官员博士化”渐成奇观:中国“博士大跃进”》予以深度分析和尖锐批判。据国务院学位办的统计,我国早在2007年博士授予数量就超过了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我查询过,我国博士生招生2013年是69000人,2014年是71020人,2015年是74410人。而近3年的大致数据是2016年7.7万、2017年8.4万、2018年9.4万。目前在学博士生已有近40万。另据教育部官方网站披露:“十三五”开局,教育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从建设教育强国和创新型国家高度出发,作出优化高层次人才供给结构,适度加快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教育发展节奏的决策部署,2017年第2次部党组会已明确,2020年我国博士生招生总规模达到10万人。有人说:中国博士学位“超级大国”这个位置,至少二十年内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超越了!相信以后也无人能够赶超。但大不等于强,多不等于好,这是喜是忧还不好说。我还是希望,“马儿呀你慢些走”!

    我们知道,中央高层对我国高等教育如何发展还是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和明确战略定位的。党的十九大报告写高等教育就是两句话:“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我理解,博士生教育,其实也重在调整结构,动态平衡,提高质量,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事部早先的质量调查报告透露:我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半数以上进入政府当官,完全不同于早年90%的博士留在大学及科研机构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事实上,中国还有为数不小的“商人博士”或“企业家博士”(现在又有类似翟天临那样的“明星博士”)。这些倒是需要高度重视并着手解决的问题。今年“两会”上,政协委员傅道彬教授提出,不要对博士生随意设置附加条件影响我国博士教育的健康发展,要让他们不受学术之外的事情干扰,将主要精力用于学术研究。傅委员这个“让学位回归学术”的呼吁倒是有价值、有针对性的好建议,值得称道。另有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就高校本土人才的使用与评价(“重洋轻土”,“土博士”就业越来越难)、建立无法按期毕业的博士生合理的分流机制(其实就是淘汰机制)等提交议案,都是富有建设性的。

    显而易见,我国的博士生教育突出的问题不是进一步增加数量和无限地扩大规模,而是在适度扩招的同时,严把入门关口,力戒招生腐败,狠抓质量提升,大力调整结构,且该淘汰坚决淘汰。大家知道,硕士研究生大规模扩招之后,其质量和水平已经每况愈下,好一点高校的硕士生普遍不如本校本科生水平已是大家的共识。如今,博士生培养质量已经令人堪忧,据说有65%的博士生无法按期毕业,倘若在某些委员、代表的不断呼吁下,博士生招生再来个“大跃进”和“跨越式发展”,那后果真不敢设想!我倒是希望,明年后年的“两会”上,有委员、代表认真调研后提出如何把不以做学问、搞研究为目标的人挡在博士生招生门外的议案。以上所述仅为一己之见,定有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2019年3月22日

    作者简介

    范军 1961年生,湖北荆门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社长、董事长,华大鸿图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任全国高等学校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研究委员会副会长、湖北省编辑学会副会长。

    长期致力于出版文化与产业、出版史、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和教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科技部“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等;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出版文化散论》、《中国出版文化史研究书录》、《中国古代诗歌编辑专题研究》、《中国出版文化史论稿》、《中国现代书业广告二十家》、《岁月书痕》、《商务印书馆企业制度研究(1897—1949)》(合著)等;在CSSCI来源期刊上发表论文100余篇。研究成果获得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武汉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华优秀出版物论文奖等,并有40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摘登。曾入选第五届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湖北省宣传文化系统首批“五个一批”人才、第二届“湖北文化名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首批“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并获首届湖北出版政府奖(人物类)、中国大学出版社首届高校出版人物奖。

    最重要的是,每一位父母都要以身作则。什么样的父母就教出什么样的孩子,你想要孩子成为什么样,你就要先成为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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